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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夏王朝的存在在学术界已经得到多数人的认可。 但每当我们谈到这第一个“家天下”的王朝的时候，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有人说，夏王朝其实是不存在的”，你要是问出处何在，有何证据，则语焉不详。
实际上，在古代，并未有人对夏王朝的存在产生怀疑，直到20世纪“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国史学界萌生了“疑古思潮”，许多大学者们才开始质疑这段历史。
夏曾佑在1903到1905年编写了《中国古代史》，在这本书中，夏先生认为由开辟到周初，为传疑时期，因为这一时期并没有可信的材料存在，有关这一时期的事，都是在后世的经书和诸子的著作中见到的，并不是当时的材料，往往寓言、实事分不清，读者各信其所习惯而已。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写定于1918年，出版于1919年，他在导言中说“以现在中国考古学的程度看来，我们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胡适认为唐虞夏商的事实，今所根据，只有一部《尚书》，但《尚书》是不是真的，很难确定，没有信史价值。其后，胡适在《研究国故的方法》一文中又说：“在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字可以信的。以后呢？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如《禹贡》这一章书，一般学者都承认是可靠的。据我用历史的眼光看来，也是不可靠的，我敢断定它是伪的。在夏禹时，中国难道竟有这般大的上地么？四部书里边的经、史、子三种，大多是不可靠的。我们总要有疑古的态度才好！”
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顾颉刚不仅洋洋洒洒地写了《古史辨自序》，提出了“古史的层累说”，同时也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对夏代的始祖大禹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从典籍上看，顾颉刚说，“《商颂·长发》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禹的见于载籍以此为最古。”“在这上，我们应该注意‘禹’和‘夏’并没有发生了什麽关系。”而就大禹从何而来，顾颉刚说：“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禹，《说文》云，‘虫也，从厹，象形。’厹，《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其实，大禹这段，本是顾颉刚“辨论的枝叶而不是本干”，但这一段考证，激起了学术界的讨论——疑古的钱玄同在《答顾颉刚书》中赞成顾颉刚“层累的古史观”，却就顾氏引《说文》提出了疑义；柳诒徴也抓住这一点，撰写了《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进行批驳；鲁迅则在《故事新编·理水》中，借小说以禹、鲧来揶揄顾颉刚。
到了二十年后，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七册中，重新否定了大禹是虫的说法，但毫无疑问，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派对夏代是否存在提出的质疑，在当时的影响甚大。
陈梦家在1936年发表的《商代的神话与巫术》中提出“夏世即商世”。他认为夏史乃全从商史中分出，第一，夏商地理文化相同，只有周起源于西方；第二，在王位继承上，夏商都是兄终弟及制，周人则是嫡长子继承制；第三，夏的大禹，商的祖先契都是治水的功臣；第四，先妣都为神媒；第五，禹为商人之祖，禹生的契；第六，夏商帝王名多有重复，夏商都是十四世，夏商帝王名相重复的就有七个。因而陈梦家认为夏之十四世即商之十四世。
顾颉刚、童书业在1936年发表《夏史三论》，对有关夏的传世文献进行了彻底的辨析，现举几点：第一，夏被提出来，在殷周之际，商人没说过，周人常言，但史书中提到的夏桀几乎就是商纣的翻版；第二，最初文献记载中，大禹是地神，和夏朝没有任何关系，直到战国时期的墨子，才把禹与夏发生了关系；第三，传世文献材料显示，先是大禹与夏发生了联系，之后禹有了个父亲鲧，然后又有了一个儿子启，启本是另一个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当禹和夏发生关系之后，他才被“追认”为禹的儿子，夏朝有了头尾，之后中间的部分，勇于作伪的战国秦汉间的历史家就继起完成他们的工作，战国秦汉间的有关夏的记载一步步完善起来，但大多是其它历史人物事迹的翻版而已。
杨宽的《中国上古史导论》在1941年被收录在《古史辨》第七册上编中， 杨宽先生说“夏代传说之确立，至早在殷周之际。夏史大部为周人依据东西神话展转演述而成者，故周人盛称之，而殷人则不知，亦无怪乎卜辞之不见其踪迹矣。”他认为夏朝是周人编造的，夏史大部为周人依据东西神化转述而成，因而殷商人不知道，所以在出土的殷商甲骨文中，从来就没有关于夏的历史记载。
除了国内，我们常说国外一般也不认可夏王朝的存在，我们再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20世纪后期至今，国外一些历史著作或教科书基本认为中国文明是从商王朝开始的，如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著作《剑桥中国上古史》中就没有夏朝的章节。闫敏1991年发表的《洛杉矶“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英文本论文译述》记录了海外学者对夏王朝研究的一些看法，如英国伦敦大学艾兰的《夏存在吗？——历史方法论诸问题》指出，目前无法证实夏王朝的存在，她认为，周代关于夏的记载是从商代二元神话衍生出来的，她还指出中国考古学家徐旭生等人，为寻找“夏墟”，先仔细分析有关夏代都城及其地点的文献记载,然后再去人们称为“夏都”的地方去寻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证据，这种方法带有“先人为主”的弊病。苏联刘克甫《夏民族国家：事实还是传说？》一文认为，一个民族的“自我认证”，须要有文献做证明，而这些文献必须是书写而非口传的，是当时的记录而非后来的，是用本民族语言写成而非其他民族语言写成的，而目前有关夏的种种证据，均不具备上述三要素，因此，不能认为夏民族国家是个事实。刘说完这话，回国之后，苏联就解体了。
2002年美国华盛顿有一场“夏商周断代工程：交流与争鸣”的讨论会，中外学者展开了一场唇枪舌战，过程就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代表中方说有，海外学者说无，结果就是谁也没说服谁，兹不赘述。
我们不是已经有出土材料了吗？二里头是不是夏王朝的所在呢？实际上对二里头的质疑也一直存在。
陈淳、龚辛《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复旦学报》，2004年第4期）一文指出，二里头遗址发掘至今还未发表一张比较完整的遗址布局图，这样的操作要让国内外学者了解遗址的规模、重要性及其整体状况和发展趋势，认可其“夏墟”的都邑地位显然存在很大的不足；即便我们确认二里头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的分界，但无法认定这就是夏朝的开始；我国学者的推理：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夏民族＝一批有特色的器物分布＝夏国＝夏国的疆域这种推理方式有问题。
此外，陈淳、龚辛的文章还指出，在夏文化研究和断代工程所显现出来的问题中，令人担忧的不只是观点的异同，而是这项研究的价值取向和学术规范。比如，论证夏的存在明显与确立华夏5000年文明史、宏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族自豪感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夏商周断代工程又被列为“凝聚力工程”，这种带有预设倾向的研究，很难保证科学家在做判断时的中立性。正是受这种价值观影响，使得本属正常的学术讨论夹杂了反常的情绪。比如，一些西方学者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批评被视为“帝国主义”和“敌对势力”言论严加痛斥。
美国加州大学罗泰教授是从事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国际学者，他也曾提出了一个关于对中国学术观点的解释：“大部分中国考古学家坚持认为二里头文化代表夏代，其原因是，他们害怕被戴上不爱国的帽子，荒谬的是，基于现代中国政权的革命理想，无条件地接受古代文献中的传统思想已经成为检验是否‘政治思想正确’的标准”。
所以，我觉得夏朝其实应该还是存在的吧……
中国历史上的夏朝真的存在吗？
关于夏朝的记载是比较多的,但因为都成书较晚,已知的又没有发现公认的夏朝存在的直接证据,比如夏朝同时期的文字作为自证物,所以近现代史学界一直都有人怀疑夏朝是否是真实存在的。
夏朝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曾被定义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按照竹书纪年记载,夏朝从大禹开始,共传了14代,经历了17个王,总共存在471年;1949年后,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即将夏的范围定为前21世纪前16世纪。但是这几百年间其发生的事,我们知道的却不多。
现在有关夏朝的史料,主要见于史记夏世家和竹书纪年,在尚书孟子周礼左传国语等典籍中,亦偶有提及。由这些片段史料,人们只能知道夏朝历史上发生过大禹治水、禹受舜禅、夏启夺位、太康失国、少康中兴,以及夏桀暴政等不多的几件大事。即使如此,古人对夏朝的存在依旧深信不疑。直至民国时期,顾颉刚发起古史辨运动,中国学界开始重新检讨上古史事,其中就包括了对夏朝存在的真实性的怀疑。
对于夏朝：第一,禹是神,不是人,商族认禹是下凡的天神,周族认禹是最古的人王,禹和夏没有关系。顾颉刚推测,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而古人又视鼎为夏人所制,于是将两者联系在了一起。
第二,夏启、少康、太康等夏朝人事都是先秦和两汉的人们编造的,此即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第三,顾颉刚并不否认夏朝的存在,但主张依靠考古,而非文献去考察夏朝史事。
相信夏朝存在者,首先是从文献逻辑上验证。在约3000年前的尚书周书中,即有关于夏朝的记载,那么如先秦史学者朱凤瀚所说,西周早期文献已言及夏,时克商未久,商遗民众多,如果周人生生地造出一个虚构的夏来,用以宣传周到商,犹如商代夏,是秉承天命,那么如何能使早已有历史典册的商遗民相信?
同时,史记中的商朝世系已得到甲骨文的验证,那么司马迁关于夏世系的记述,也一定不会没有依据。如王国维即说,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
其次,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尤其是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夏朝的存在有了实物依据。1953年二里头文化遗址最早在河南登封玉村被发现,此后偃师二里头、郑州罗达庙、洛阳东干沟等属于同一文化的遗址被陆续发现,其中以二里头遗址范围最大,堆积最厚,故定名为二里头文化。
学者们很快注意到,二里头文化遗址分布的豫西、晋南地区,同文献中夏人所居的地方大致吻合。其次,通过碳十四测定,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约在前2395年前1625年,和夏朝纪年相当。因此,二里头文化遂被定为夏文化。
按照中国学者的研究,在二里头遗址,发现有一号宫殿、二号宫殿,规模较大;同时有陪葬较丰富的奴隶主墓坑。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者徐旭生判断,此次我们看见此遗址颇广大那在当时是在为一大都会。中国学者也大都相信,此处是古代一处都邑,只是对于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商都,还是夏都有所争议。
关于夏朝是否存在的问题,之所以会有如此多争议,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至今都没有发现夏朝文献。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数十个文字状的符号,且被认为同殷墟甲骨文存在一定关联,但是这些简单的字符,无法证明二里头遗址属于夏朝。
著名学者徐中舒甚至反对将这些符号视为文字,指出夏朝更多使用的是结绳、刻木记事。
夏商周断代工程为夏朝划定了起讫时间,也无法服众。自其阶段性成果公布以来,质疑声从未断绝。如在美国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断代工程被指方法不科学：最吸引人是高科技口号,而碳十四采纳的英国牛津的程序,不代表国际标准试验数据不真实：人为拟合的数据至少32%不可靠,批评者现场用电脑进行了演算等等。
曾任职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的林甘泉也说,大多数学者对夏朝文化遗址的认同,并不等于夏朝的历史已经得到考古学实物的证明,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对夏代的目标是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这样说就比较慎重,不要让一般公众误解为夏朝的历史已经被证实了。
总的来说,夏朝存在的真实性可能性较高,不过目前仍然无法立下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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