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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畅从小向往进学堂读书。蔡母葛健豪慈祥刚毅、豁达明礼、好学上进。1913年底，倡导女子教育的革命思潮席卷湖南，湘乡县第一女校开始招生的消息传到永丰镇。蔡母便和子女们一起到湘乡第一女子学校读了一学期，由于筹措的学费用得差不多了，又没有其它的生活来源，全家人只好回到永丰镇。蔡母想到家乡的女子上学是多么困难、多么不易，又不可能都跑到县城里去受教育，于是就召集子女在一起谈了想在永丰镇办一所女子学校的想法。蔡母的话得到孩子们的赞同。不久，永丰镇上就挂出了“湘乡县立第二女校”的牌子。
蔡畅在创办的这所女子学校里，扮演了双重身份，她平时是学校里的学生，跟随同学们一起学语文、数学等，到上音乐、体育课时，她又以学校的“老师”身份去教大家。由于蔡畅天资聪颖，师生反映都挺好。
学校的教室是由尼姑庵改的，十分简陋。上音乐课时，由于13岁的蔡畅个子矮小，站在黑板前面看不到后面的同学，而后排的学生也望不到她们的小老师。蔡畅为了能让女孩子们集中精力，又能使自己指挥全局，就搬来一条板凳，站到凳子上教学生们唱歌。蔡畅讲课的时候，态度十分认真，也很有耐心。这位小老师和学生们的年龄相仿，很能掌握女孩子们的心思，虽然她的授课经验不多，但她肯下苦功夫钻研，学生们听她的课非常轻松愉快。大家都喜欢她们的这位小老师。新型女子学校遭到当时封建势力的反对，开办不到三个学期，就被封闭了。蔡畅又陷于失学的痛苦之中。 第二女校停办以后，蔡畅一边随母亲从事家务，一边自学文化。生活使她开始感到做人不容易，做一个女人更不容易。她思索着，如何能像她的哥哥蔡和森一样，走自己想走的路。就在她找不到出路，被无穷的苦恼困扰的时候，一个新的难题又摆在她的面前。蔡畅的父亲蔡蓉峰因为坐吃山空，经济窘迫，便想在女儿身上打主意。他看到蔡畅已出落得端庄文雅，品貌双全，便准备以五百银元聘金，将蔡畅许给一个地主家去当小媳妇。
蔡父借着醉意和蔡畅的母亲商量的这桩婚事。母亲听后，当即表示坚决反对这门亲事，俩人为此争吵起来。蔡父大发雷霆地吼叫起来：“这全是你这死老太婆惯的，今天上学、明天办学，还要上天了，全不把老子放在眼里！……”蔡父越说越火，竟然跳进厨房抄起一把菜刀，叫喊着要杀掉蔡畅的母亲。蔡畅陷入了极度忧伤和迷惘的情绪之中，她仿佛觉得多少年给予她温暖和力量的家庭，对于她已经丝毫没有安全感了。她寻思着以后的出路，蔡畅给在长沙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的哥哥写信，叙述了家里发生情况，并提出她想到长沙去躲避的意见。不久，哥哥回信支持妹妹出走的举动。1915年初，蔡畅在母亲的帮助下，瞒着蔡父离开了永丰镇。从此，她再也没有回过那片令她伤心的土地。 尽管党和农民（落后农民）在妇女的身体（去留）之上和颜悦色地争夺，而妇女到底是在利用这一空隙开始狡黠的报复了。她们通过党的《婚姻法》（1950年的习惯称呼是“毛主席的婚姻法”）来报复丈夫翁姑的压迫， 同时通过报复丈夫来破坏他与党的结盟，从而报复党对其身体的利用和分配。这一狡黠的报复，带来了两个后果：1.党像发现落后的“农民意识”一样，发现了落后的“妇女意识”，从而展开了“新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讲习班，和教育农民一样开始教育妇女。以至于后来发展到在浦安修总结中的，利用妇女的善感和自私来做妇女工作和完成政治任务。2.党开始收紧对妇女离婚解放的纵容，试图重新与农民（仍然有很多落后农民）结成可靠联盟，包括在妇女离婚上的联盟，以巩固革命胜利时对妇女身体的重新分配。
这时党的婚姻立法开始普遍修改，先是从“离婚的绝对自由”退回到“离婚自由”。即在“婚姻法”中的离婚自由原则下，列举了离婚条件，实际上就是项英反复批判的“正当理由”。由此可见***在策略上对农民的让步。如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婚姻法》规定了11条离婚条件，如“（1 ）夫妇间有一方患残废、癫狂或暗疾，经调查实在的；（2 ）妇女如有受翁姑丈夫压迫情形，经乡苏维埃证实的……”1940年《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规定了9 条离婚条件，同时规定了夫妻感情恶劣至不能同居者，任何一方均可诉诸离婚。至于“朝秦暮楚”现象，（被项英贬斥为国民党训政的观点），后来也证明不是空穴来风，在根据地时期，牛山县有一个妇女，三年结离了5 次婚，以至浦安修号召妇女工作干部，“要教育妇女和农民，勿拿婚姻当儿戏”。鄂豫皖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婚姻问题决议案》规定，“男女主谋提出离婚不得过三次……”有的地方还规定：“离婚后经两个月始可再次登记结婚”。在上文提到的《关于婚姻问题决议案》中，苏区中央批评了“朝三暮四”、“一杯水恋爱”现象。还有向荣提出的离婚后男子对妇女的抚养义务显然过苛的问题，苏区也开始纠正，在湘赣省《婚姻条例》中规定：“……（工）中农及中农以下的老婆，实行离婚之后，在未结婚之前，其间的生活，男子概不负责，离婚时只能带本人的土地及衣物。”
显然，***最终放弃了与妇女的结盟，而恢复了与贫农的共同针对“狡黠的媳妇”的联盟，可能是当时苏区或解放区军事危机趋重的缘故，贫农的参军是党的政权得以生存的有效保证，而限制革命初期的大规模妇女离婚便是迫不得已的了，尽管这将会影响基层妇女干部工作魄力的展现。但***并没有放弃妇女解放的工作任务，而是终于在蔡畅、浦安修等一批坚定而又智慧的女干部的出色努力下，实现了“温柔”的转变。
法律转型的同时，作为重要舆论力量的宣传口号也开始转变。著名美国记者斯特朗曾记述道：“妇女运动的领袖蔡畅对我说，‘我们在农村地区的口号不再是婚姻自由和妇女平等，而是拯救婴儿和家庭和睦了。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把女权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结果引起了农民的反感。男女之间的矛盾削弱了反对日寇和地主的共同斗争’”。
1940年至1942年左右，许多文件、资料和法令中都开始大量地谈论爱情和幸福的“慎重”。同一时期，蔡畅、浦安修等妇女干部，也以“家庭和睦”口号换掉了“婚姻自由”。
这个记述是如实的。浦安修在《总结》中也着力分析了这一点。（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蔡畅和浦安修的思想是较为接近的）。浦安修非常聪明地分析了农民和妇女的关系，认为“妇女运动的口号须依靠农民的觉悟程度来提出。” 这也表明当时的***的策略转换上，农民的利益终于高出了妇女的利益。这人们不应以女权主义的立场来判决浦安修和蔡畅的“变节”，在当时的中国农村，这种提法反是务实的，真正关心妇女的。因为这个口号“正可以解放妇女不少的痛苦，并易获得各种人士的同情，尤可得到老年妇女的同情……”。
但是在客观上，“家庭和睦”的口号使得革命对当时的婚姻家庭，尤其是贫农的婚姻家庭的策略成为一种看守和维系。不是通过打破而是通过营造，来求得妇女的安全、少痛苦，来求得家庭，以至整个解放区的安全、少痛苦。
1959年，一次特别的会议上，沸反盈天。
“未经请示，擅自调动上百个团的兵力，发动百团大战，战后遭受日军报复，使华北根据地和我军的发展遭受了严重挫折，不是明摆着帮了蒋介石的忙吗？”
第一个混不讲理的，开始了。
紧接着，脏水如暴雨倾盆般地不断袭来。
“皖南事变新四军被歼，毛岸英的牺牲，……，你要负全部责任！”
其实，人言之所以可畏，怕的就是白成了黑，再或者是“莫须有”，它像一把把剔骨刀，精、准、狠地剜进了人的心里。
而老帅，还是那个脾气，眼里揉不得沙子，直来直去，拳头重重地落在了桌子上，用一声怒吼进行了最后的反击。
"我的罪在消灭了几万日本侵略者！"
然而，他还是失败了，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的正确。
谁也想不到，这个曾经敢横刀立马，让老对手冈村宁次和麦克阿瑟都闻之色变，煞费苦心想要除掉的悍将，就那么稀里糊涂地倒在了自己人的手里。
迫害和毒打，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从未停止过。从四川返回北京后，仅仅4年的时间里，老帅就遭受了250多次的批斗，肋骨被打折了，肺也被踢破了。
人民站了起来，而他却瘫痪在床了。老帅的经历有多凄惨，恐怕将汉语词库的形容词全部用上，也未必能完全表达出来。
1973年春天，八年的铁窗生活和无情折磨，使老帅患了直肠癌。癌症产生的疼痛，非常人能忍受，尽管老帅咬牙硬挺，用嘴撕烂了被单，仍然无济于事，却不得不哀求看押士兵： "给我一枪吧！"
……
1974年11月29日14时52分，老帅眼角挂着两行泪水，在一声长叹中，于北京301医院14号病室的5号病床上将星陨落，时年76岁。
四年之后，
1978年12月22日，成都的双流机场内，愁云惨淡 。在一片哭泣声中，一个贴有“王川”姓名的骨灰盒，由工作人员双手抱着，缓缓地登上了飞机，送往北京。
12月24日，一场隆重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前来参会的人员，除了党和国家的***以外，还包括2000多名首都的群众代表。
那么，骨灰盒上的王川是怎么回事，为何会引起如此大的轰动？
1974年11月29日14点25分，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彭德怀带着最后的执拗和尊严，在没有任何亲人和朋友的陪伴下，悄然而逝。
第二天，老总的侄女彭梅魁前往与遗体作了最后的告别，接到的消息却是，不能发出哭声。
匆匆地告别后，彭德怀的遗体就被悄悄运往了一个秘密的地方进行了火化，以至于，彭梅魁都不知道大伯骨灰的去向。
老总的骨灰究竟去了哪里？
原来，这一切，离不开一个人的用心良苦。
前文所说，长期的无情折磨，使得彭德怀身患癌症，而许多医院得知他的身份后，果断选择了拒诊。周总理听到这一消息后，不顾自身的处境险恶，将彭老总安排到了解放军301医院医治。
当然，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彭老总也只有周总理，这么一位可靠的战友了。
在周总理的关照下，彭老总很快得到了医治，但一听说，要给自己动手术时，彭老总坚决不同意。老总认为医生们为他冒那么大的风险，完全没有必要，如果治不好，可能还要受处分。
最终，在医院副院长苦口婆心的劝说下，彭老总这才勉强接受手术治疗，但前提是要同意他的三个条件：
看看吧，这就是彭德怀元帅，到这种时候，都不忘守土卫国，反观当年那些对他拳打脚踢的年轻人，他们干了些什么？
前两个条件，显然不能实现了，彭老总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他再大书特书了，而周总理除了夙兴夜寐，身体情况同样不容乐观。
值得庆幸的是，彭老总在和侄女彭梅魁长谈过后，决定进行手术治疗。
晚了，真的太晚了。癌细胞早已扩散到彭老总的肩部、肺部和脑部，手术治疗不过是，让昙花一现。
彭老总最终还是走了，他的脚上没有穿袜子，脚趾从鞋前的破洞里露出，而身上所穿的，仅有一件黑色的破旧单薄棉衣。
面对战友的离去，周总理摧心剖肝，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彭老总的骨灰，周总理安排好一切后，当即决定将化名为“王川”，实为彭老总的骨灰，运往四川成都，与普通群众的骨灰盒，存放在一起。
就这样，两名身着军装的办事人员，抱着彭老总的骨灰，带着周总理的十六字批示，乘坐飞机，秘密向成都飞去。
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四川成都，而不是其他地方呢？其实，从这里也不难看出，周总理为了保护战友的骨灰，是煞费了一番苦心的。
1965年9月，彭德怀与妻子浦安修告别，踏上了前往四川的列车，出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
在那里，彭德怀依旧顾全大局，兢兢业业，直到被闪电般地带回了北京。
而任何人都会退出 历史 的舞台，周总理自然不能例外，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希望假以时日，后来的人们能够通过这个线索，进而找到彭老总的骨灰。
“精心保管，时常检查，不准换盒，不可转移。”
正是因为周总理这份短短的批示，很多事情才得以顺利地进行。
1974年12月下旬的一天，负责运送彭德怀骨灰的办事人员，径直来到了四川省政府的大门口后，对着门口的警卫指名道姓，要见时任四川省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省委书记、省革委员会副主任李大章，省委书记段君毅。
门口的警卫，一看这架势，哪敢慢待，立即选择了上报，而刘兴元、李大章和段君毅三位省领导在接获消息后，心领意会，意识到一定是有大事发生了，赶紧出门相迎。
果不其然，双方坐下后，其中的一位办事人员开口了： “按中央领导的指示，我们送来了这个骨灰盒，内装彭德怀的骨灰，经组织决定，更名王川，送到成都存放。骨灰盒不要特殊对待，放在一般群众存放骨灰盒的地方……这些情况，你们三位知道就行了，不准向任何人透露，要绝对保密。”
临行之际，两个办事人员，再三强调了周总理的十六字批示过后，才放心地离开了，前往锦江饭店的38号房间下榻。
刘兴元、李大章、段君毅听闻噩耗后，都犹如被人打了一闷棍，眼前一片漆黑。好长时间，三个人都默不作声。尤其是李大章，彭老总在四川工作期间，还就三线建设的一些事情，多次与他交流过。一阵莫名的痛，淤积在李大章的胸口，久久难以消去。
既然彭老总“来了”，抛开上面的指示不说，也该尽心尽力，将他的骨灰安置好。
随后，三人收起悲痛，经过一番商议，决定将彭德怀的骨灰安全转移到成都东郊火葬场，具体工作由段君毅负责。
然而，段君毅身患美尼尔氏病，旧病复发，卧床不起，所以，他只能将这个重大任务，交给省委办事组组长杜心源。
段君毅语重心长地对杜心源说：“你要尽快安全地把这个骨灰盒转移到成都东郊那个火葬场去存放。要向火葬场的同志讲清楚，要绝对保证骨灰盒的安全。骨灰盒存放好后，没有省委的批准，任何人不准移动，不准更换盒子；你还要经常去检查它的安全……周总理是有指示的，千万出不得差错。你们必须保证：一是绝对安全，二是绝对保密。”
说罢，段君毅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悲伤，眼角盈满了泪水。
杜心源不敢松懈，当下找来了办事处的副组长张振亚，将具体事宜吩咐了下去。
而后，张振亚与革委办事组行政处的副处长杜信取得联系，让他驱车前往锦江饭店，同北京来的两个办事人员，办理骨灰的具体交接。
在锦江饭店的38号房间里，杜信接过了那个神秘的，由粗木板打造、平平无奇的骨灰盒，只见上面贴有一个小纸条，清晰地写着：王川，男。
为了保密起见，杜信将骨灰盒装入黑色的手提包后，马不停蹄地来到了成都东郊的火葬场，找到了负责人辛自权，两人进行了一番秘密交谈。
辛自权是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在火葬场干了大半辈子，从杜信的话语中，他不难听出，骨灰盒里面装着的，一定不是普通人，再加上省委如此重视。辛自权顿时感到，自己身上的担子很重。
因此，辛自权认真地写下了一张骨灰寄存单：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后来，辛自权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却仍然坚持，每周骑自行车查看一次“王川”骨灰盒的存放情况。
杜信将骨灰存放以后，立即找到了杜心源，并向他汇报了骨灰盒的存放情况。
事实也证明了，张振亚用人得当。
杜信办事干练，极具远见性，因此，张振亚才将骨灰安置一事，交由他办理，这也为日后找到彭德怀的骨灰，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杜信在与杜心源汇报工作时指出：“心源同志，一切都办好了，骨灰盒的存放编号是237号。但是，万一骨灰要取，要凭卡才能取得出来。现在骨灰盒寄存卡怎么保存好？放在什么地方最安全保险？”
是啊，放在谁的手里，都不合适，时间久了，谁能保证不丢了呢？
大家越想越急，直到有人提出，为什么不存放在省革委会办事组档案室，登记入册，作为重要档案保存呢？
杜心源觉得可行，随即找来了负责档案的何淑谦，将骨灰盒寄存卡列为机密，封存入档。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陈云的提议下，中央重新审查了彭德怀的旧案，并纠正了对彭德怀的错误结论，作为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建树的伟大功勋者，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为彭德怀举行隆重的追悼会。
可问题来了，彭老总的骨灰在哪里？没有骨灰还怎么开追悼会？又如何向世人交代？众人再次陷入了无尽的悲痛当中。
然而，就在工作人员苦苦寻求彭老总骨灰未果的时候，彭老总的妻子浦安修，找到了陈云，道出了一个惊天秘密。
彭老总的骨灰在成都！
那么，浦安修又是从哪里得知，丈夫骨灰的下落的呢？
1975年，原四川省委书记李大章，被调往北京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令人意外的是，李大章的妻子孔明和浦安修关系却非同一般，早在太行山西北局妇女委员会时，二人就是无话不谈的闺蜜。
来到北京后，孔明第一件事情，就是看望了浦安修。面对强大的压力，浦安修早已褪尽风华，孔明实在不忍心看着老战友悲伤难过，道出了一些关于彭老总骨灰的实情。
事后，李大章得知妻子同浦安修提及了此事，便不再隐瞒，干脆一五一十的全部告诉了浦安修。
有下落了，总算是有下落了。专案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火速赶往了成都。
负责接待工作的是张振亚，当他接过介绍信后，先是愣了半天，而后才有气无力地说：“彭德怀来四川工作，我是清楚的，但从没有听说过他的骨灰盒存放在四川呀！你们是不是弄错了？”
专案组的工作人员，既失望，又着急，但还是决定再试一试。
“1974年冬天，有没有两个解放军，从北京送了一个骨灰盒来成都存放？”
“有！当时的省委常务书记段君毅同志和杜心源书记，亲自交我们几个人办的，但是，那却不是彭德怀同志的骨灰盒，而是一个叫‘王川’的骨灰盒！”
“对！‘王川’的骨灰盒，就是彭德怀的骨灰盒！”专案组工作人员，一语打破谜题。
随后，专案组的工作人员，也顾不得核实了，立即动身，回北京复命。
专案组的工作人员走后，张振亚赶忙找了杜心源，并告知了实情。
杜心源的内心崩塌了，他伏在办公桌上抱头一顿痛哭。过了好久，他才停了下来，红肿着眼对张振亚说：“段君毅同志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保护彭德怀同志的骨灰盒，他想得细，考虑得周到，组织安排得当，指挥若定，是立了大功的呀！
一定要妥善保护好彭德怀同志的骨灰盒，同时还要继续保密，听候中央安排。”
12月22日，在成都东郊的火葬场里，静静躺了整整四年的彭老总，终于迎来了沉冤得雪的日子。
在成都的双流机场里，前来接彭老总骨灰的飞机，早已停放好了，四川省省委、军区的领导无一不落，纷纷赶来，同彭老总的骨灰，作了最后的告别。
杜心源在他人的搀扶下，哭嚎不止，用颤抖的双手捧过彭德怀的骨灰盒说：“彭老总，您一路走好啊！”
而后，在全体人员的三鞠躬中，载着彭老总骨灰的飞机，离开了成都。
飞机来到北京后，飞行员还特意在上空绕了一周，最后在西苑机场降落。
前来迎接彭老总的亲属、旧部和军委首长，在舱门打开的那一瞬间，早已哭成了一片。
12月24日，彭德怀的骨灰盒在成都隐姓埋名整整四年后，终于盖上鲜红的党旗，堂堂正正地摆放在了主席台的正中央。
“ 历史 是最无情的。 历史 会审判他们，也会对我做出公正的评价。” 这是彭老总生前最后的呼声和愿望。
是的，彭老总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可惜的是，他却没能等到这一天。
纵观彭老总的一生，他从不计较个人恩仇，不怕困难，勇挑重担，对革命工作勤勤恳恳，极端负责。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彭老总仍不忘洗刷完自己的冤屈，再以清白之身，出来为人民工作。
彭德怀元帅，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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