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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作为我国上世纪七十年代体育工作的一项方针(见《王猛同志在一九八零年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大致经历了提出、宣传贯彻、讨论质疑和逐渐淡出（“不再多提”）几个历史阶段。
提出：
1971年1月25日至2月3日，日本乒协会长后藤钾二先生率代表团访问我国，并遨请中国派团参加在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当时,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作了“我队应去”的批示，还根据国际社会的复杂形势，特意指示“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又在中国代表团出征前夕的3月10日和16日，两次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并作了重要指示。其中，“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明确地给我们提出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这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体育方针产生的大致过程。
贯彻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产生之后,立即得到了广泛地宣传和贯彻。1973年《新体育》杂志用近一年的时间,在第3期、第5期、第8期和第12期,开辟了“认真贯彻执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的专栏，发表了各类文章近二十余篇；在以后历年的《新体育》中，仍随处可见有关“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宣传和评述。直至1978年第9期,还发表了中国乒乓球队的“正确处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关系”的文章。与此同时，高等院校体育系科在自编的《体育理论》讲义中,也大都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放在一起，作为我国体育的三大方针加以论述和讲授，并持续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质疑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开始出现对“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质疑和讨论.在1979年上半年国家体委于北京体院举办的全国青年体育理论教师进修班上,有的同志就指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在理论上讲不通,在实践中有弊病。在后来正式出版的《体育理论》教材中,删掉了“体育方针”一节。1980年8月20日,《体育报》就上海队与乌拉圭大学足球队的比赛中，上海队队员报复性地踢打客队队员，而有的读者却认为是“奋勇还击打得好”一事，展开了“是打得好吗?”的讨论。讨论中自然而然地涉及到了如何理解和贯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问题。鉴于此，8月29日《体育报》编者按进一步指出:“究竟‘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还要不要坚持，如何坚持,希望大家深入讨论。”讨论中,有相当一部分读者对“友、比方针”提出了尖锐的意见和看法。众兵就指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极为荒谬，形而上学的很。……不分场合统统讲‘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妨碍了我国运动水平的提高”(见8月25日《体育报》)。不过，在长达月余的讨论中，编辑部共收到稿件1800余件，大多数同志认为还是应当正确理解和坚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次讨论之后,尽管出现了对“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不同看法,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仍在提倡和宣扬，只是不象以前那样普遍而常见了。
淡出
1982年2月1日,国家体委召开了扩大的委务会,李梦华主任在这个会上做了总结发言,在谈到做好国际体育工作时,指出:“运动队在各种比赛中一定要努力争取创造优异成绩,扩大我国影响,……一切国际体育活动都要做好友谊工作,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可不再多提”(《体育工作情况反映》1982年第4期)。后来有的同志曾建议修改、更换“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大概从此以后,“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从官方的报刊杂志等正式宣传中，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不再多提，但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就其强调“友谊”重于“比赛”的思想观念而言，至今并未过时，在体育运动实践（特别是群众性体育活动）中，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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